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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馬54| 音效師胡定一 讓聲音被看見

電影是光影的魔術,也是聲音的魔術。四十多年來,音效師胡定一參與過百餘部電影,入圍四次金馬獎,用最擬真的聲音牽引無數觀眾的情緒。

採訪撰文/甘立德 攝影/沈彬捷

金馬54| 音效師胡定一 讓聲音被看見

我的工作,若用短短一句話形容,就是「眼觀四面、耳聽八方」。小時候,我家住南京東路、建國北路一帶的眷村,村裡住了不少賃屋而居的電影從業人員,因此我常有機會接觸電影人,還曾當過小臨時演員。從那時起,充滿無窮魅力的電影世界已深深吸引我。退伍後,我原本打算一邊找工作賺點錢、一邊溫書考大學夜間部,有一天,哥哥告訴我,中影製片廠技術人員訓練班在招生,問我想不想去試試?我就這麼考進中影,開啟了屬於我自己的電影生涯。剛開始我們什麼都要學。那個年代用膠片拍電影,學習放片子成了第一門功課,接著才學本科──聲音的剪接、錄音、配音、音效等等。我的第一部作品,應該是1975年的《八百壯士》,擔任的職務為錄音助理,之後陸續參與了《梅花》、《筧橋英烈傳》、《汪洋中的一條船》等片的拍攝。

眼耳手並用

俗話說:「師父領進門,修行看個人。」訓練班教的只是入門基本功,技術性的東西必須靠自己不斷摸索、鑽研才會精進。師父或師兄帶著我做,我邊做邊學,幾乎每部戲都跟,一個月薪水1,800,工作至半夜三、四點是家常便飯,很辛苦,但也很有趣,熬不住的人紛紛轉行了。彼時的環境、制度和現在很不同,後製除了導演和我們,副導、場記、製片、廠務等都會參加,所有人聚集控制室一起看片、一起討論,連吃飯也一起,日久自然相互熟稔,像一家人似的。如果深夜才下班,還常約去忠誠路啤酒屋小酌。現在做後期一人一間房,與導演面對面的實際接觸並不多,各組同事間的交流溝通也變少,做完就散了。

早期,全台灣只有四組人做音效,其實滿搶手的;我與李行、丁善璽等大導演都曾共事,劉家昌導演後期的作品我差不多每一部都有參與。1980年代,國片產量漸漸下滑,港片興起,我們開始與香港團隊合作。基本上,我們的工作程序是先錄對白、加音效、配音樂、最後混音,其中又以混音的困難度最高──雙手同時操縱十幾軌,還要記牢哪個按鈕代表什麼。現在靠電腦操作容易多了。至於音效,在沒有電腦的時代需要全神貫注,否則必須從頭再來,十分費事。譬如在桌上放杯子,鏡頭可能只匆匆兩秒,若不留意一恍神就錯過了,要把底片抽出來重做、加回去,非常麻煩。所以,音效師最容易發現道具不連戲的穿幫鏡頭。

 

聆聽聲音裡的情緒

演員的表演如此精彩,假使聲音不到位,無疑破壞了整個畫面,更破壞了團隊的努力。動作快、反應好、記性好,隨時注意電影畫面的前後關連與變化,是幹這行的必備條件,此外聽覺要夠靈敏,才能分辨細微的差異。比方說,空杯子與裝了水的杯子,碰撞的聲音絕對不一樣,上樓梯的腳步聲與下樓梯也不一樣。音效師還要準備許多道具,我家裡大概留了軍鞋、馬靴、功夫鞋、釘鞋、雨鞋等二十多種鞋,配合演員的演出給予不同的腳步聲。更多的其他擬音道具則來自日常生活的觀察與發現──人家用眼睛「看世界」,我用耳朵「聽世界」。今年台北電影節,一位羅馬尼亞音效師問我,骨頭碎裂的聲音怎麼做?我告訴他,我用帶殼的龍眼乾。他聽了好高興,跑到迪化街買了一堆龍眼乾帶回國。又譬如,一塊簡單的保麗龍,施以不同力道即可模擬出許多聲音。

戲中的角色有喜怒哀樂,音效師必須跟隨演員的情緒全心投入方可擬真。《愛情萬歲》片尾、楊貴媚走大安森林公園那一幕,我只錄了兩次就OK,連她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她不是每一步都踩在水泥地,有時是泥土、草坪或石頭,有時鏡頭很近,有時拉遠鏡頭,就算畫面沒帶到也要注意。現在當然可以靠電腦分段錄,但情緒會中斷,我還是習慣一次走完。我至目前為止共入圍四次金馬獎──《稻草人》、《香蕉天堂》、《青春無悔》、《痞子英雄》,雖然沒得過獎,但入圍這麼多次已是肯定。選擇你喜歡的工作,愛你所選擇的工作並堅持,我抱持這樣的心態面對,才能一做這麼多年,從來不覺的厭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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