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歌手及電影導演珍．柏金（Jane Birkin），一生摸索著成長，摸索著對戲劇、音樂、與時尚圈的欲望，活得毫不造作、也對愛情奮不顧身，從旁人看來驚世駭俗的生命裡，始終與藝術前行。由美國暢銷記者瑪莉莎．梅策爾所撰寫的個人傳記《柏金：我的名字，就是時尚──愛馬仕柏金包靈魂人物 Jane Birkin 的自由與反叛》，今年夏天也在臺灣出版。
美麗佳人獨家選摘：
當柏金包成為影集《奇異果女孩》（Gilmore Girls）與《慾望城市》（Sex and the City）的關鍵橋段時，更是徹底捲動了當代的流行文化浪潮。《慾望城市》在二○○一年播出一集，描寫公關女強人莎曼珊擅自利用客戶的名號，試圖為自己弄到一顆柏金包，她用的名號是真實生活中的好萊塢女星劉玉玲（Lucy Liu）。當她的詭計被揭穿時，她理直氣壯地說：「這不是一個包，這是柏金包！」（It’s not a bag, it’s a Birkin!）若是世上真有什麼不證自明的真理，這句話肯定是其中之一。
擁有一只柏金包，就等同於成功。二○一五年，在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NPR）的節目中，《我是一個媽媽，我需要柏金包！》（Primates of Park Avenue）作者溫斯黛．馬丁（Wednesday Martin）以嘉賓身分現身。這本書以一種詼諧的人類學視角，剖析了富裕女性的生活。她提到，自己曾目睹一位女性拎著柏金包在曼哈頓街頭大步流星地走著，這讓她確信自己也必須擁有一只。「人行道上只有我們兩個人，當她朝我走來時，她非但沒有靠右行走，反而是緩慢卻堅定地朝我逼近，迫使我不得不愈走愈靠右，」她說道。
「我不斷讓出愈來愈多人行道空間給她，直到最後，我發現自己被迫停在垃圾桶旁（她簡直是把人逼到那裡去的），接著她就拎著手提包從我身旁擦身而過。那是一種權勢的展示，而那位女士正是利用她的手提包來展現的……那正是我意識到手提包在紐約究竟有多麼重要的時刻。如果我想在上東區混得開，最好別再拎著這個裝了幾根香蕉的白色塑膠袋到處走。我得好好裝扮一番才行。」
柏金包絕非那種紅極一時便銷聲匿跡的包，它乘載著深厚歷史底蘊，且在市場上成績斐然。《財富》（Fortune）雜誌在二○二四年的專文更直指，鑑於柏金包的市場價值大約每五年就會翻倍，其投資報酬率甚至遠勝於黃金。
然而，柏金包所散發出的那股張揚奢華，卻似乎與珍柏金本人的形象有著微妙的違和感。她雖出身於英國上流社會家庭，卻絕非那種成天喝下午茶閒聊的嬌貴名媛，她骨子裡更傾向將自己視為一個自由不羈的嬉皮。在法國，經歷過一九六八年學運的年輕世代獲得了一個專屬名詞，他們被稱為「魚子醬左派」（gauche caviar），就等同於英語世界裡所說的「香檳社會主義者」或「黑頭車自由派」，因為他們渴望革命與平權，卻又同時迷戀物質享受、財富、娛樂與社會地位。
珍柏金欣然接納了這款以她為名的包款，但她的使用方式，卻無比忠於自我與她的生活態度，她將它視為日常通勤包，走到哪拎到哪，並像《歡樂滿人間》（Mary Poppins）裡神奇保母的包包一樣，往裡面狂塞大量雜物，狗零食、過期的處方藥、伊麗莎白雅頓（Elizabeth Arden）面霜，還有備用衣物，一如她當年對待那個藤編籃一樣隨興。她的朋友們戲稱那包簡直是一座「行動倉庫」，而她本人則打趣地說，她的包重得就像一頭死驢。
她任由這款昂貴的包包被蹂躪，不單單只是使用後產生的幾道刮痕或皮革養出的光澤，她的包上更貼滿了貼紙、掛滿了鑰匙圈，提把上甚至還掛著一把指甲剪。她走起路這些零碎小物就叮噹作響，以至於總是遠遠就能知道珍柏金來了。
時尚記者莉雅那．薩提斯坦（Liana Satenstein）寫道：「毫無疑問，那份奔放自由的靈魂，正是我們如此深愛珍柏金、且特別鍾情於她那顆專屬柏金包的原因。她完全沈浸在與這件單品共處的當下，活出最真實的自己！試想，若能將這份隨興態度裝罐販售，會有多麼驚人的魅力。說穿了，我們渴望的其實不是柏金包，我們渴望成為珍。」
威廉．大衛．馬克思（W. David Marx）出版了探討社會文化階層的著作《地位與文化》（Status and Culture），他指出，奢侈品若要發揮地位象徵的功能，必須具備三個條件：無可取代的尊榮光環、深度連結上流社會生活型態，而且使用方式絕不能僅僅是為了炫耀地位。
馬克思認為，當一個人拎著一顆滿是歲月痕跡、磨損破舊的愛馬仕包時，反而強烈暗示了他們使用這款包，絕非只是盲目崇拜那個品牌標籤。
這一點，我們從柏金包深植流行文化的各種姿態中便能窺見一二：資深好萊塢女星甘蒂絲柏根（Candice Bergen）因為熱衷在愛馬仕包上揮灑彩繪，索性將自己的 IG 帳號命名為「Bergen Bags」；時尚指標瑪麗－凱特．歐森（Mary-Kate Olsen）擁有一顆巨大的柏金包，但那顆包已經嚴重褪色，根本分不清原本究竟是黑色、綠色還是藍色；以前衛風格著稱的茱莉亞．福克斯（Julia Fox）則有一顆邊緣布滿刀痕的灰色柏金包，她甚至在 TikTok 上聲稱，那是遭到彎刀襲擊所留下的戰績。這些女性完美繼承了珍柏金的精神血脈，拎著一只無比尊貴的包，態度卻表現得毫不在乎。這正是珍柏金當年駕馭這款包的真實態度。
珍柏金本人並非這款包的狂熱收藏家，她一次只會擁有一顆，通常是黑色，偶爾是棕色。一九九四年，她將史上第一顆柏金包捐贈給愛滋病慈善拍賣會；此後幾年，這顆初版包的下落成謎。後來，這顆原版柏金包一位名叫凱薩琳．貝尼耶（Catherine Benier）的女士買下。她是一位資深收藏家，在巴黎聖日耳曼德佩區經營古董精品店「三月三日」（Les 3 Marchés），她的店宛如珠寶盒般精緻，專門販售極為稀有的愛馬仕與香奈兒包款及配件。
二○○○年，貝尼耶接到了巴黎某家拍賣行的電話，對方急促地要她務必盡快趕來看一款包。她抵達現場，看到拍賣行從保險箱裡端出來的正是世界上第一顆誕生的柏金包。她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說：「對我來說，那種震撼難以言喻，簡直就像找到了亞當的肋骨。這是整個時尚史上最美麗、最令人夢寐以求的夢幻逸品。」
到了二○二五年六月，貝尼耶宣布她將於同年七月十日，在巴黎蘇富比（Sotheby’s）拍賣會上釋出這顆傳奇包款。當時各界便預期，這顆初版柏金包絕對名列拍賣會最昂貴的包款，甚至可能成為史上第一。貝尼耶說道：「這一切歷史軌跡，都為第一顆柏金包的傳奇推波助瀾，所以肯定有一個世俗的價格，但究竟會是多少呢？這款包是窮盡一生追求的終極藏品，是傳奇，也是文化標竿。傳奇可以用金錢衡量嗎？當然可以。」最終，這顆包以高達一千零一十萬美元（約合臺幣三點二億）的天價，由一位日本收藏家落槌買下。
珍柏金與愛馬仕之間一直保持著友好的關係，經常受邀坐在品牌大秀的第一排，緊鄰著杜馬斯家族，而那只以她為名的傳奇包款就隨興地擱在腳邊。然而，二○一五年，她因為不滿愛馬仕的企業道德規範而畫下了底線。由於愛馬仕使用珍稀鱷魚皮引發爭議，她威脅要抵制該品牌，並要求將她的名字從鱷魚皮柏金包上撤下。她在當時發表的一份聲明中表示：「我已要求愛馬仕為『鱷魚皮柏金包（Birkin Croco）』除名，直到品牌能提出更符合國際道德規範的飼養與製造程序為止。」但在現實的商業與法律層面上，這項抗議其實沒有實質作用。《紐約時報》當時諮詢了倫敦衛達仕律師事務所（Withers LLP）專精時尚產業的律師休．德夫林（Hugh Devlin），他指出，愛馬仕早在一九九七年就已將這個包的名字註冊為商標，因此品牌完全擁有使用該名稱的絕對權利。最終，愛馬仕提出的解決方案是，不再收購野生捕獵的鱷魚皮，而是改由品牌內部自行建置養殖場，部分用於製作皮革，部分則野放回大自然。這無疑是一個不完美的妥協。
綜觀珍柏金的一生，她總共只擁有過五顆柏金包，其中還包含當年那顆打樣的原型包。她偶爾會賣掉手邊的一顆包來籌措現金，全數捐給她深切關注的慈善議題，藉此發揮她個人的影響力來推動人道救援。例如二○一一年，她拍賣了一顆退役的柏金包，並將拍賣所得的十六萬三千美元（約新臺幣五百二十萬元）全數捐給日本福島核災的受災戶。日本一直熱情接待她，那裡或許是除了法國之外，她最受歡迎的國度。
愛馬仕憑藉著珍柏金的名字賺進了龐大財富，但她本人卻幾乎沒有從中獲得任何實質的財務回報。當珍柏金意識到愛馬仕從這款以她為名的包款上獲利有多麼驚人後，她最終說服了品牌，要求他們定期捐款給她指定的慈善機構。對於這項協議，她鮮少對外提及，直到二○一一年（也就是鱷魚皮爭議爆發的幾年前）接受《女裝日報》採訪時，才偶然透露了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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