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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STYLE 深度聚焦

趙思樂,暗夜裡偷火種的人

她是中國第一批九○後,大學時第一次「翻牆」知道六四。她以冷靜自持的筆沾著社運前輩流淌的血,當然也混著自己的,出版《她們的征途》一書,要讓牆內的「非虛構」故事,在牆外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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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撰文/林侑青 攝影/Stanley Chiang 妝髮/Hecker 照片來源/趙思樂臉書  特別感謝/景美人權文化園區 

2014年11月27日下午,趙思樂接到一通電話,說有個快遞要給她男人小樹簽收,卻打不通他的電話。她同樣聯繫不到他,心底泛起不祥的預感。她趕往租屋處,空無一人。撥了整夜電話,無人接聽。第二天,她到附近派出所報失蹤,員警看過結婚證後,在電腦系統裡輸入「柳建樹」之名,嚇了一聲,「人在第一看守所裡,肯定犯了什麼事。」

被捕者的妻子

他們在2012年相識交往,當時小樹27歲,趙思樂23歲,一個在NGO「傳知行」底下培育公共意識的「立人大學」機構服務,一個是香港媒體《陽光時務》的自由撰稿人。對公共議題的關注讓他們走在一起,2013年他們決定領證結婚,因為「在中國一個人一旦被抓,只有家屬才能替他委託律師,以及到看守所寄存錢物。」2014年六月,結婚不到一年,「我們太過年輕,不知道如何與另一個人在婚姻中相處」,爭吵不斷的他們選擇分居,有時約會,但不常聯絡。

當時,中國對NGO的箝制日益緊縮,「立人大學」主動「自殺」解散,小樹被安排前往國外機構培訓避風頭;《陽光時務》礙於壓力停刊,趙思樂轉至中國最具影響力的女權主義自媒體「女權之聲」工作,正準備起訴廣州公安廳,要求撤銷不經審判就可將性工作者關押的「收容教育制度」。人身風險和情感傷痛讓兩人備感壓力,「分居後,有時覺得自己像裝在一個別人看不見的水箱裡,聽到的聲音和看到的光影都很虛幻。」醫生診斷她有憂鬱症。

2014年九月,香港「雨傘運動」爆發。蝴蝶效應在中國發酵,幾個NGO工作者、海外民主運動者、異議知識份子陸續被「抓起來放」,等待將其與台灣「太陽花」、香港占中連結羅織罪狀。為了援救小樹,趙思樂辭去工作,請律師,找外媒,發文章,見外交官員,聯繫其他被捕者親友。12月,占中和平清場,被捕者獲釋。然而,高調救夫的趙思樂不被小樹父母諒解,認為她只想「自我炒作」,動員全家族勸說他們離婚。人救回來了,但也沒有了。

風聲鶴唳的2014結束之際,中國NGO組織幾無完卵,趙思樂彷彿也跟著夥伴們墜入一處毫無情義公理可攀附的地獄。「我失去了曾經志同道合的伴侶、曾經並肩作戰的行動夥伴,曾經信賴的前輩正在獄中,曾經投身的運動遭到重創,接連的打擊讓我的憂鬱症加重了許多。中國稍有政治理念或運動傾向的NGO,已被清理殆盡,無論高調或低調,激進抑或溫和,都在劫難逃,接下來NGO想要生存,只能不斷自我審查和剝離抗爭性,那麼,這是我想投身的工作嗎?」

想成為怎樣的大人?

小時候,她想上電視當名嘴。她發現當個「資深媒體人」好像不賴,感覺很有 power。趙思樂的父母都是工程師,七歲時她轉到廣州讀小學。家裡風氣開明,她跟著姐姐看三毛《哭泣的駱駝》,也讀余華和莫言。天高皇帝遠的廣東社會氣氛相形自由,能24小時收到香港電視頻道。她成天黏著電視,「香港台連廣告都比較好看」,一直以為自己跟電視機裡的人活在同一個世界。九歲那年,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她和父親逛街時遇見遊行隊伍,父親說「這在中國不常見」。她才隱約察覺自己和電視裡的香港人不一樣。

她進南京大學讀金融工程,沒忘小時的媒體夢,輔修「新聞寫作課程」。2011年,她大二,為了作業採訪南京「梧桐樹事件」,看見警察強行拖離靜坐抗議的民眾。這篇報導在微博上引來一位熱心網友教她「翻牆」,她驚覺自己對國家的理解有多麼空白。下半年她來到台灣做交換學生,獲得報導總統大選的機會,原來,台灣的紙是這麼自由。2012年回國後,她一頭栽進「烏坎村選舉事件」,因緣際會結識時任《陽光時務》主任的張潔平。她們合作的封面報導〈競選村長〉,獲得2012年香港「人權新聞獎」,那年她大四。

「我嚐過新聞自由的滋味,非常想抓住那種感受。後來才知道中國的新聞媒體不是這樣子的,它並沒有一條上升路徑讓你成為電視裡的那個人,你必須自我審查。在中國要考進一個主流媒體的話,第一道試題是列出九大常委的照片,要你寫出名字,我還真的寫不出來。」 她進入境外媒體當記者,她想書寫,想挖掘被掩藏的東西,「光明面已經有太多人從事,我覺得黑暗是更真實的。」房間裡的大象一旦被看見,現實推動著她走向「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命運,她終究辜負了父母給她的名字「思樂」。

踏上征途的我們  

2015年,她失去了婚姻,也失去了渴望投身的女權志業,四顧茫然。彼時《端傳媒》成立,總編張潔平邀請她撰寫中國人權問題。「我又重新成為記者,回頭採訪改變了我的命運的故事。逐漸了解自己為什麼遭遇不幸,對我而言似乎比任何抗憂鬱藥物的療效更好。」〈覆巢—中國權利NGO生死劫〉這篇報導,讓她再度獲得2016年「人權新聞獎」。

2017年11月,厚達20萬字的《她們的征途:直擊、迂迴與衝撞,中國女性的公民覺醒之路》在台灣出版,「這是一本『非虛構』的故事書,通過中國女性抗爭者笑、淚、痛、愛的成長故事,透視中國近30年來複雜跌宕的社會運動,如何興起,又如何落敗。這幾組抗爭者代表了中國五條民間運動路徑:異議知識份子運動、法制維權運動、公民社會建設、互聯網運動、草根行動。」

她寫中國第一位女博士艾曉明,以拍攝紀錄片的方式為性別平權、愛滋權益、農村弊案等社會運動留下紀錄。她曾跟著艾曉明到零下十幾度的甘肅大漠拍《夾溝邊記事》,看著62歲的教授站在雪坡上、在寒風裡未戴手套扛著器材拍攝。她寫寇延丁,一個被「下崗」(休無薪假)失去國有企業鐵飯碗的母親,為推動殘障美術家作品走上服務型NGO 之路。儘管自詡「溫和建設者」,2014年從台灣結束訪學行程、路過香港中環的她,竟無端被牽連關了128天。

她寫王荔蕻,從平凡的退休包租婆變身「推特黨」,從策劃聲援福建三網友案開始,在那個微博尚未興起的時代以推特聚眾快閃現場抗議,成為草根行動者指標。她寫貼滿爭議標籤如「妓女、炒作、性開放、肥、醜」的葉海燕,從天涯論壇網紅「流氓燕」跨足社運,一張她舉著「校長,開房找我,放過小學生!」海報的照片,掀起中國有史以來影響力最大的線上抗議行動。

她寫原姍姍、王峭嶺、李文足等「七○九案」被捕律師的妻子,她們的丈夫被闖入家門的警方強行帶走,理由不明,生死難卜。NGO團滅後國家將鷹爪轉向維權律師和行動者,這波大規模追捕波及數百人。她們從家庭主婦走上街頭,從天天哭到歡樂畫上口紅、舉著水桶拍視頻,以手機為武器傳播聲援活動。當然,她也誠實地寫了自己,寫下自己的命運如何與時代共振。

對趙思樂來說,她想透過這些採訪追尋的母題始終只有一個,「我想知道發生了什麼,想知道自己身處怎樣的社會、與我一樣身處其中的人又如何自處,想解答自己心裡的一個疑問:我該怎麼辦。」她在獲得林昭紀念獎的得獎感言中,說自己不過是一個「想問問題的小孩」。

燈光下的小偷

在她筆下,一個個女性抗爭者面孔鮮明,男性抗爭者如劉曉波等反倒成了配角;她寫她們卡在母親、女兒、妻子各種身分間的糾結,寫她們心底最幽微的恐懼,寫她們或沉默或笑容背後的盼望,「我覺得女性在運動當中是非常有韌性的,她們很慢熱,但是很有韌性,那個韌性會使得她們是運動的深度參與者,也是綿長的見證者。」

作為一個採訪者,她是長情的,陪受訪者吃飯、幫孩子找學校、長途跋涉陪探監;但把自己放在書寫者位置的時候,她得無情,壓抑所有故事帶來的痛苦,讓文字不偏不倚。出書後獲得的注目讓她「每一夜都想默默說聲抱歉」,她心裡有愧,「我不是什麼道德模範或英雄鬥士,我只是一個普通的年輕人,想要找到自己可以做的事情,想要走自己的道路。我其實蠻認真在抵制這種自己是一個風光人物、被眾人認可的感受,我知道一回到國內,一切就會消失。」

「我很清楚自己受到的肯定和關注,都是用別人的自由和鮮血堆出來的。我是一個站在燈光下的『小偷』,我之所以能站在自由之地講故事,能被看見和讚賞,就是因為我並不是真正承受著那些苦難的人,我付出的遠沒有他們多,我不如他們勇敢,我比他們幸運……。」

要當人,拒當被壓迫的蟲  

幸運嗎?如果能裝睡,當個乖乖進體制賺熱錢的九○後豈非輕鬆許多?趙思樂蹙眉,「你看得越來越多以後,當然也會有壓力,覺得很難受,憑什麼我要去面對這種傷痛,或者要去承擔。但我沒有辦法忍住不去看,或不去面對,要不然就會很虛偽。我最無法忍受自己的狀態是自欺欺人。採訪七○九家屬時她們帶我去認識疫苗家長,孩子被注射有問題的疫苗後癱瘓。或是孩子被送進一個月五千人民幣的幼兒園,遭到性侵,卻沒有人可以問責。你怎麼能相信一生中能夠避開這些事情,我不理解人真的可以憑著這種僥倖去生活嗎?」

趙思樂認為,中國九○後這一代最普遍的焦慮,還是以經濟獨立為主,「但中國的經濟取決於政黨的意志,並不是自己努力就可以闖出一片天,社會流動性非常非常差,台北不是經常說年輕人要不吃不喝工作多少年才買得起房?中國的『北上廣深』是500年。如果我的同齡人想要在這個泡沫裡面去玩這個遊戲,相信黨國會維護普通人的權利,我也理解他們的選擇,畢竟是多數人的想法。」

她最憂心的是和她一樣關心公民社會未來的同儕,尤其中國正走向所有運動路徑都被堵死的冰河期,「人類是一個很找打的物種,一定會有一定比例的人關心公共事務、關心社會,會思考一些比較抽象的問題。我身邊這些人處於一個非常壓抑的狀態,一些以前做NGO的朋友各種被騷擾追殺,一些朋友正在牢中,或是去牢中的路上。你說我們這代有公共參與欲望的人前途是什麼,我真的不知道。相對於中國,會覺得台灣的年輕人,或是社運工作者,憑什麼說再怎麼努力都不會改變?其實我最渴望的讀者,是中國的年輕人,希望可以讓他們看到前輩的努力,從中去吸取教訓,思考我們將來要怎麼走。」

歸途?歸宿?

或許她終究是幸運的。2016年「七○九大追捕」發生時,她在四川採訪異議知識份子莫之許,他們躲在農村避難,在那半個月間成為戀人。他是劉曉波的好友,大她21歲。「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是這樣,但是就碰上了,他能夠理解我的事業,能夠理解我的價值,在我需要的時候出現,甚至能夠照料我的生活。唯一不好的地方是,我們兩個都幹這個工作,所以我們很窮。」

寫《她們的征途》的時候,他們在海南島的小村莊閉關二個月。每天早上九點,趙思樂紮個高馬尾坐到書桌前,一路寫到晚上九點。莫之許搭公車去買菜,煮飯洗碗。這個看淡風浪的男人,成了這個九○後女孩闖蕩江湖的避風港,也讓她看見了一點盼望,「他和艾曉明給我一種啟發,覺得你是可以堅持自己的內心過一輩子的。只要夠努力去保持清醒,和不斷學習,人生是過得下去的。」

她才28歲。她說,小時候她最愛逛廉價服飾批發市場,好愛看《決戰時裝伸展台》《超級名模生死鬥》這類節目。她曾是短裙辣妹,會半夜溜出家門玩。如果不是國家太令人分心,她會不會變成彩妝師或時裝設計師呢?然而,命運把她帶到了這裡。賦予她一枝筆,派她在暗夜裡偷來火種;寒冬將至,如果可以,但願能用文字餵養一盆不滅的星火,照亮漫漫前路。

 

趙思樂,暗夜裡偷火種的人 趙思樂,暗夜裡偷火種的人 趙思樂,暗夜裡偷火種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