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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隻左右韓國電影命運的無形之手

若將韓國電影史攤開檢視,便能發現韓國電影產業發展和變遷與「政治」向來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文/韓太子 圖片提供/車庫娛樂、DR

成也政治 敗也政治

2014年因上映世越號搜救不利的紀錄片《潛水鐘》而遭釜山市政府秋後算賬實行一連串政治報復,引發韓國電影人憤慨集體抵制釜山影展,要求政府還予獨立自主性。如今朴槿惠政權垮台,新總統文在寅和新釜山市長吳巨敦上任,先前被誣陷辭退影展主席的李庸觀則回鍋擔任理事長一職,釜山影展這才總算邁向「正常化元年」。

如同許多上個世紀脫離殖民統治的新興國家在通往民主的過程中往往無法根除權力腐敗、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以及非正義的集體暴力。韓國自1945年從日本殖民統治中解放後便歷經韓戰、李承晚腐敗政權、「四一九革命」、朴正熙近20年軍政獨裁統治、全斗煥血洗鎮壓「光州事件」以及1987年爆發的「六月民主運動」等流血事件,軍政威權才終於在韓國走向盡頭。由此可見韓國在追尋自由民主的道路上所付出的血腥代價,也間接反映在韓國電影題材上的選擇以及風格和表現手法上獨特的「暴力美學」。

韓國大片崛起

1990年代至2000年中期被視為韓國電影改革起飛期。雖然迫於美國的壓力韓國最終取消銀幕配額制導致國片市場佔有率年年衰敗,甚至在1993年跌到15%的空前谷底。但有趣的是,進入電影市場開放年代後,大企業資金開始流入,促成電影資本變動,進而對韓國電影產製結構發揮重大影響,同時再加上好萊塢無止盡地炮火猛攻之下,韓國電影的任督二脈竟悄悄被打通。其中尤以《鐵達尼號》所投下的震撼彈更點燃起韓國對於「大片」的欲望。於是政府便開始大力修改國片產業導向和策略,例如廢除電影審查實行電影分級制,成立「韓國電影振興委員會」並將電影列為國家重點扶植的產業。這一切的改革作為果然在1999年催生出姜帝圭導演的諜報動作愛情片《魚》,成功締造全國580萬觀影人次,一舉超越《鐵達尼號》的最高票房紀錄,被公認為第一部「韓國大片」。緊接著的《共同警戒區JSA》和《朋友》不僅輪番刷新票房紀錄,爾後《實尾島風雲》、《太極旗 — 生死兄弟》、《王的男人》和《駭人怪物》更奇蹟似地衝破千萬觀影人次,正式宣告韓國電影進入「千萬時代」並順勢開啓銷售海外市場的大門。與此同時,釜山影展、全州影展、富川奇幻影展等國際影展的相繼成立,大幅提升韓國在全球的能見度。

另一個問題的產生

進入21世紀後在政治上雖然少了流血衝突,但卻多了財閥經濟、官商勾結、貪污腐敗和特權橫行等社會問題,居高不下的失業率,加上日益懸殊的貧富差距,讓青年世代普遍存在強烈的「相對剝奪感」。這股對「世代不正義」的憤怒與不安,尤以李明博與朴槿惠兩任保守派政權時期最為嚴重,因而出現所謂的「地獄朝鮮」一詞。這段期間一直瀰漫著一股看不見的壓力向韓國電影伸出魔爪,政府不僅以權力資源控制媒體和藝術院線,變相箝制藝術創作與言論自由,更暗地搞「藝文界黑名單」封殺近萬名演藝工作人員,進而導致像是《殺人回憶》、《那時候那些人》、《華麗的假期》、《正義辯護人》、《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和《1987:黎明到來的那一天》等「疑似進步主義」對政權批判的作品因無法獲得輔導金以及與大企業結合的創投基金而胎死腹中。相反的,在這時期凡是能喚醒民族意識、激起愛國情操和重振國家威嚴的保守主義電影如《鳴梁:怒海交鋒》、《國際市場:半世紀的諾言》、《延平海戰》、《暗殺》、《密探》和《代號:鐵路行動》等則多半可獲得政府的大力支持取得投資拍攝。

走出全新道路

隨著保守派政權瓦解,自由派政府繼任,黑名單全數解除,像《失控隧道》、《金權性內幕》、《挖掘機》和《北風》等抨擊政府與公權力腐敗的作品也如雨後春筍。然而在這看似美好一切恢復「正常化」的氛圍底下令人感慨的是,當這類具強烈社會批判性的電影都在為社會的不公不義和兩極化所造成的「社會斷裂」表示不滿時,卻忘了韓國電影本身也正迅速走向兩極化,面臨著資源分配不平等、四大公司壟斷市場、中型電影逐漸消失、獨立電影無法生存以及不平等契約橫行等「不平等」問題。因此,或許就是這種時候政府應該適時伸出那隻「無形之手」打擊「惡霸」並照顧「弱勢」,創造一個符合公平正義的電影產業環境方能使韓國真正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文化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