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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南丁格爾─「她們」在無國界醫生MSF的故事。遭遇空襲仍要出任務、盼為當地婦女開一扇窗。

有一群女性,選擇進入國際醫療人道組織「無國界醫生」工作,走進全球遭受戰亂、天災、傳染病影響的異域,挺身協助被排拒在醫療資源外的人群。她們深信,當代女性不只能當「南丁格爾」,還能在更多場域奉獻專長,以行動創造改變。

採訪撰文/林侑青 圖片提供/MSF無國界醫生

「……我跟助手醫師像無頭蒼蠅,在一片漆黑中奔跑。四周揚起的灰塵讓我嗆得半死,不斷咳嗽。戴著外科口罩,我嘴裡都是砂礫,我聽到自己急促的呼吸聲。火焰舔著建築物另一端的屋頂,加護病房也在燃燒。空襲?為什麼是醫院?為什麼是我們?另一次震耳欲聾的爆炸使大樓晃動,天花板砸向我們,剩下的燈都熄滅了,我處在完全的黑暗裡,電線把我纏倒在地上,我驚慌尖叫。這是我最後記得的事。」

昆都茲創傷醫院遭空襲後的病房及病床殘骸。© Andrew Quilty
昆都茲創傷醫院遭空襲後的病房及病床殘骸。© Andrew Quilty

這是伊凡潔琳庫亞(Dr. Evangeline Cua)醫師的日記。2015年10月3日晚上,她人在阿富汗北部城市昆都茲(Kunduz)的創傷醫院,剛做完第六場手術,地上至少還躺著12個人;這間有92個病床的醫院,是東北部唯一一間治療嚴重外傷的醫療設施,卻無預警成為美軍空襲的目標。病患活活在病床上燒死,醫護人員遭砲彈片砍掉頭顱和肢體,有人在逃離焚燒的大樓時從空中被射擊。

伊凡潔琳庫亞醫師逃生後,醫治在空襲中受傷的病患和同事。© MSF
伊凡潔琳庫亞醫師逃生後,醫治在空襲中受傷的病患和同事。© MSF

請給我一把手術刀

12歲的時候,這個出生在菲律賓港口城市怡朗(Iloilo)的女孩,讀了非裔醫師 Ben Carson 的自傳,「他排除萬難成為世界頂尖的兒童神經外科醫生,他讓我一窺外科醫師的生活、手術房裡會發生什麼、複雜的手術一旦成功有多喜不自勝,我從那時起就立志要當外科醫師。」

她意志堅定地進了醫學院,「在選專科的時候,教授問我是不是真的想進一般外科,暗示我似乎應該選婦產科比較好。我覺得身為女性,我往往得比其他住院醫師更用功、更勤奮,才能證明我的價值。」她渴望快節奏的工作場域,熱愛手腦並用解決問題,尤其喜歡做手術。

來自菲律賓的伊凡潔琳庫亞醫師,從小立志要當外科醫師。© MSF
來自菲律賓的伊凡潔琳庫亞醫師,從小立志要當外科醫師。© MSF

「哪個醫學院學生沒聽說過無國界醫生(Médecins Sans Frontiêres,以下簡稱MSF)?能在這樣的組織工作太夢幻了!」她申請正式成為MSF的一員,當人資專員通知她獲選即將被派往阿富汗,她笑得合不攏嘴,甚至忘了出席醫學院畢業典禮。五年來,她出了11次任務。甚至在經歷昆都茲爆炸案後,二度重返阿富汗進行前線專案服務。

外面打仗,我也在病房裡打仗  

在阿富汗東部的霍斯特婦產科醫院,天色剛亮,一個當地助產士接生後出狀況的病人,臉色蒼白地被送進來。來自台北的王伊蕾醫師,一照超音波診斷她子宮破裂,馬上動手術摘除,「如果沒有MSF這間醫院,病人必死無疑,我聽說她還有七、八個小孩,如果媽媽走了,孩子很可能變成孤兒,甚至被塔利班吸收。」

王伊蕾的媽媽懷她時是高齡產婦,差點要把她放水流,一位婦產科女醫師勸她生下來。長大以後,王伊蕾投桃報李也成為婦產科醫師,「只有這一科能聽到恭喜恭喜。」1999年,MSF獲頒諾貝爾和平獎,她深受啟發,但直到50歲才鼓起勇氣圓夢,「我已經完成人生前面的 Contract,孩子都大了,現在可以無牽掛地參加任務了。」2018年底她前往阿富汗,2019年二度被派往伊拉克。

王伊蕾醫生在伊拉克為嬰兒接生。© MSF
王伊蕾醫生在伊拉克為嬰兒接生。© MSF

「你知道,台大或榮總一個月接生的寶寶,大概1、200個,已經算很多了,霍斯特這裡是一個月2,000個。你在台灣執業一輩子能看到子宮破裂的案例是個位數,我去那邊三個月就看了10個。很多小朋友沒有產檢,出生就先天性異常或嚴重感染,也只能放在小兒科病房等他走掉。」王伊蕾不斷被當地醫療現場的嚴峻,提醒著自己身為婦產科醫師的天職。

在MSF霍斯特婦產醫院中出生的三胞胎。三胞胎在這裡並不少見,但常常都體重過輕,出院前須接受必要的照護。© Najiba Noori
在MSF霍斯特婦產醫院中出生的三胞胎。三胞胎在這裡並不少見,但常常都體重過輕,出院前須接受必要的照護。© Najiba Noori

除了走出醫療舒適圈,有時也得跳脫框架思考。她在伊拉克服務時,遇到公立醫院罷工,MSF的醫院變成唯一正常運作的設施,但大量病人湧入,幾乎把庫存資源消耗殆盡。「病人來了不能不救啊,我們就發揮創意,用導尿管前端綁住保險套灌水,做成克難版 Bakri Balloon,幫助產後血崩的病人先控制住出血量,搶黃金時間。原本一個 Balloon 要好幾百美金,我們那個只要10美金就搞定了。」

羅興亞難民營的MSF診所內,醫護人員為一位媽媽及他兩個月大的兒子進行診察。© Pablo Tosco/Angular
羅興亞難民營的MSF診所內,醫護人員為一位媽媽及他兩個月大的兒子進行診察。© Pablo Tosco/Angular

在醫師光環以外

原本從事稽核的鄭巧鈺,2011年申請加入MSF,2014年獲派前往剛果民主共和國,參與為期九個月的愛滋治療計畫,在前線負責財務與人力資源管理。兩年後她獲派南蘇丹,這一間20幾床的小醫院是當地唯一的醫療資源,服務12到13萬人口。「物資大概每兩週會從首都空運過來,有時候遇到雨季,飛機沒辦法降落,我們到後期就吃豆子跟米。這裡的居民就醫真的非常困難,走來我們這裡要12個小時。有時候我們會搭小船,沿著河去附近村落看診。」

鄭巧鈺在南蘇丹負責財務行政的工作。
鄭巧鈺在南蘇丹負責財務行政的工作。

2018年,她的第三個任務是前往孟加拉的羅興亞難民營,「那裡環境真的非常惡劣,至少有10幾萬人在那個營地,能不能回緬甸都是未知數。其實當地也有一些難民,會協助我們做基本的衛教宣導,對我們幫助非常大。」

羅興亞難民營內,人們排隊等候新住所的分配。© Pablo Tosco/Angular
羅興亞難民營內,人們排隊等候新住所的分配。© Pablo Tosco/Angular

MSF的國際救援人員中,其實只有25%是醫師,護理師和其他醫療人員佔26%,另外49%是像鄭巧鈺這樣的非醫療人員,極少獲得光環但卻是維持整個組織運作的超級螺絲釘。「後勤人員要負責車輛管理、儀器維護和設備維修,還有物流跟採購,分成當地和國際,要確保像是藥品或物資能順利被運送跟抵達,甚至好好存放,不能斷貨。還有各種專才的工程師,像建築工程,要負責蓋新診間或診所;水利衛生工程,負責建廁所或設水井,研究如何處理廢水,及供應乾淨的水。」

哪裡有病苦,我們就在

1971年,一群法國醫師及新聞工作者,受到奈及利亞的戰爭、飢荒,以及孟加拉發生的洪水啟迪,成立了「無國界醫生」,是全球第一個獨立的國際人道救援組織,不受種族、宗教、性別或政治因素左右,致力為受到武裝衝突、流行病、傳染病和天災影響,以及被醫療體系排拒在外的人群提供醫療援助。每年在超過70個國家,為1,000 萬民眾提供醫療照護。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MSF人員在希臘莫里亞(Moria)難民營,為前來求診的難民提供服務。© Anna Pantelia/MSF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MSF人員在希臘莫里亞(Moria)難民營,為前來求診的難民提供服務。© Anna Pantelia/MSF

從七○年代的黎巴嫩戰爭、八○年代蘇聯入侵阿富汗、衣索比亞大規模營養治療計畫,到九○年代波斯灣戰爭後庫德人大逃亡、盧安達種族屠殺、車臣戰爭、蘇丹飢荒、科索沃危機,到2000年後的南亞海嘯、海地地震、敘利亞戰爭,甚至面對一波波愛滋病、瘧疾、伊波拉病毒、Covid-19 肺炎等傳染流行病的威脅,MSF幾乎無役不與,哪裡有人遭受病痛苦難,無國界醫生就走到哪裡。

中非共和國首都班基(Bangui)一處流離失所者營地內,一位來MSF診所接受治療的患者和他的小朋友。© Luca Sola
中非共和國首都班基(Bangui)一處流離失所者營地內,一位來MSF診所接受治療的患者和他的小朋友。© Luca Sola

MSF目前在阿姆斯特丹、巴塞隆納、布魯塞爾、日內瓦和巴黎設有行動中心(Operational Center),直接指揮前線專案,負責決定何時、何地、何種援助為必要,以及何時該結束專案。另外於瑞士日內瓦設立無國界醫生(國際)總部,負責協調五個行動中心間的運作。2016 年 4 月,MSF首度於台北設立辦事處,並於去年成立財團法人無國界醫生基金會。

羅興亞難民營的MSF診所內,一位母親和他三個月大的兒子。© Pablo Tosco/Angular
羅興亞難民營的MSF診所內,一位母親和他三個月大的兒子。© Pablo Tosco/Angular

憑什麼聽女人的?

MSF前線救援人員中的女性角色,常常因為派駐地低落的女權而遭受挑戰。Dr. Cua 分享道,「很多國家女性醫師稀少,他們很難將我視作主管或同儕。有時年長的當地外科醫師會挑戰我的醫囑,或故意不徵詢我的意見。他們討厭你指出他們的錯誤,有些男護士也一樣耳朵很硬,還會故意測試你『是不是真懂』。我得直接跟他們講開,你歧視女性是你家的事,但我們必須互相尊重,眼前的病患才是最重要的。」

王伊蕾也對爭取認同這點很有感,「為什麼MSF計畫在全球各地能夠持續運作,其實最主要是訓練當地的員工負責大部分的醫療業務。我們去當地是擔任類似導師的角色,不只是行醫,也要協助培力。最大的挑戰就是要在短期內取得當地醫療人員的敬重跟信任,才能領導你的團隊。不然你一個國外來的女人,憑什麼要聽你的?」

無獨有偶,許多女性物流人員或工程師,也經常會在男性為主的工作場域中,被質疑工作能力。「已經2020了,但還是有很多人對女性抱有刻板印象,認為女人太脆弱或太情緒化,無法做出理智的決定,所以不能承擔重任或位居高職。」Dr. Cua 直陳其中的無奈。

想為「她」開一扇窗

每每在執行前線任務的時候,同樣身為女性的MSF醫師或工作人員,都對當地婦女面臨的社會壓力感到不平。「我記得有一個12歲的女孩因為無法懷孕來做檢查,她怕丈夫會遺棄她再娶。天啊,我12歲的時候只知道讀書考試而已,我不知道該怎麼安慰她。」Dr. Cua 傷感地說。

一位MSF婦產科醫生兼婦女健康顧問與一對患者母女聊天,女兒五天前在家中產後大出血,目前正逐漸復原。© Najiba Noori
一位MSF婦產科醫生兼婦女健康顧問與一對患者母女聊天,女兒五天前在家中產後大出血,目前正逐漸復原。© Najiba Noori

做為與女人生命歷程緊密相關的婦產科醫師,王伊蕾說得更直白,「這種國家不會生的女人,其實就是死了。很多少女14、15歲月經一來,就嫁出去了,身體都還不成熟就不斷懷孕,他們也沒避孕,從10幾歲一直生到40幾歲停經,常常聽到什麼生懷了20次,你說這樣子宮收縮怎麼會好,怎麼可能不血崩?」

「不斷的生產,戰亂中缺乏營養等不良的影響,拖垮了這些女性的身心。所以我們提供了能讓她們安心生產的地方,產後也會幫她們裝避孕器,甚至醫院也成為她們躲避家庭暴力的庇護所,至少可以躲起來喘一口氣,修復自己。我們做的這些事情,不敢講能完全解決當地女性的生存困境,但至少能提供她們不同的選擇,這也是MSF在當地存在的一個價值。」

來自馬拉威16歲的安娜(Anna Laison)是一位HIV和結核病陽性患者。MSF在非洲多國進行HIV防治計畫。© Luca Sola
來自馬拉威16歲的安娜(Anna Laison)是一位HIV和結核病陽性患者。MSF在非洲多國進行HIV防治計畫。© Luca Sola

成為一個完整的人

不同身分背景的女性,懷抱著各自的專業和一顆熱愛生命的心,加入像MSF這樣的組織,在行動與發聲之間,治療與見證之間,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並改變世界另一端許多女性的生命。

女性面臨不同處境下的柔軟與韌性,以及與生俱來的同理心,是在異地進行任務時最大的優勢。目前身為資深人資專員的鄭巧鈺認為,「我在MSF體會到的是,彈性一定要非常大,要盡量維持一個開放的心,多去聆聽跟接受不同的想法跟意見,而不是急著把自己的想法推出去。」

比利時布魯塞爾,MSF行動小組為退休者之家的員工,進行新冠肺炎的衛教講習。© Olivier Papegnies
比利時布魯塞爾,MSF行動小組為退休者之家的員工,進行新冠肺炎的衛教講習。© Olivier Papegnies

儘管女性身分有時在父權主義盛行的前線會成為劣勢,但這也讓 Dr. Cua 更確信行動才能創造改變,「MSF教會我敢言不諱,以往我是個怯懦的外科醫師,除非有人跟我說話我才會發表意見。但在世界各地和不同背景與價值觀的夥伴共事,教會我必須要說出自己的看法,要讓自己的聲音被聽見。MSF也讓我再度擁抱此生行醫的初衷:盡可能為人服務,不要求任何回報。同時也提醒了我有多麼幸運,已經擁有了我需要的一切,朋友,家人,有衣服穿,有東西吃,還有地方遮風避雨。」

王伊蕾念念不忘一顆牛奶糖的滋味。「媽媽難產,你幫助他們母子均安之後,她從口袋掏出一顆壓得扁扁的、因為體溫有一點融掉的糖,跟我講的話我也聽不懂,就放你手裡要你吃,你就吃給她看,她就好開心。不得不說,台灣的醫療環境磨蝕掉很多醫師的理念,但MSF讓我找回堅定助人的信心,病人的回饋就是我最大的快樂。」

鄔荻芳(Ludivine Houdet)在南非關懷新冠肺炎期間無家可歸者。
鄔荻芳(Ludivine Houdet)在南非關懷新冠肺炎期間無家可歸者。

台灣無國界醫生基金會新上任的執行長,是來自法國的鄔荻芳 Ludivine Houdet。她說自己11歲想當修女,13歲想當戰地記者,後來想當外交官。歷經「無國界記者」等國際NGO組織的歷練之後,她加入了MSF,自2011年起便派駐南非,在當地推動過許多成功的募款活動。

她和我們分享,在南非原住民語裡有一個詞彙叫做 Ubuntu,如果你是一個有Ubuntu 的人,意味著你願意幫助他人、利益社會。哪怕是隨手幫助一個陌生人,或是願意發起複雜的行動串連。「有 Ubuntu 的人,才是一個『完整的人』。」Ludivine 說,「你與他人的連結和關係,定義了你身而為人的意義。」這些女性,為什麼自願前往充滿危險未知的遠方?在她們身上,我們看見了更多「南丁格爾」之外的想像。


2020愛無界限無國界醫生行動體驗展覽

日期:10月1日至10月25日
時間:每日上午10點至晚上10點
地點:心中山線型公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