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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欣專欄】影視化中韓國女性,是冷冽社會的血花

遊戲規則既已寫定,那就只好反著玩。韓國女性的無奈,以高跟鞋猛踩著男性命根的方式呈現。

Photo/網路

【馬欣專欄】影視化中韓國女性,是冷冽社會的血花

小時候,我們都覺得離開家鄉後,會有非常多的可能,或像電影《惡人》裡可以逃開束縛。但年歲漸長後,你才發現「家鄉」有可能是種意象,你即便離它再遠,你都在回返的路上,或是它在你的回憶裡,是走不完的「小國度」。

韓國電影描述故鄉的意象,常以氣候或雲雨來準確表達,是其專業獨到之處。像是電影《哭聲》《密陽》,或是曾受到坎城與青龍影展肯定的《道熙呀》。裴斗娜飾演的女警官剛到小鎮上任時,是行駛在驟雨的公路上,離開時仍是一片煙雨,彷彿暗示著那鎮上的孤絕處境。而李滄東導演的《密陽》裡則是正午的太陽,連點陰暗都容不得,暗示著女主角要遷居的地方,是被邪教控制著思想的地方,連一點自我意識都會被蒸發的領域。

電影細節帶出了現代人看似四通發達,其實避不開密閉恐懼的世界。

這樣實則密閉的社會,女生或許不是主角,但因際遇難測更能帶出時代景深。韓國女性電影跟日本不太一樣,日本往往改編自名著,抽絲剝繭出女生長年的沉默。世人總以為女生較為聒噪,其實那源自於經年的沉默。而日本則是在壓抑的社會背景中,女生如一抹淡彩,浮沉於那個女性仍是偏低薪;仍被視為當以家庭為主;或是社區太太成群的剪影。然後你看著那水靜流深的社會,才發現女生埋在平靜下的湍急。

而韓國,女生的顏色往往是一抹重彩的,像滴了點血在制式的社會裡,更顯凌厲的還擊。如名片《下女的誘惑》,從夾帶著泥穢之物的大雨中,貧民窟女孩出現,被接去富裕人家幫傭,那別墅相對於開場的一排茅屋,別墅如同蒼蠅都進不去的國度。大門一關,鐵色的重、紅酒的艷、千金服飾的花般盛開,都喧囂的強調那女僕是沾黏在僵化世界的蝴蝶。這是朴贊郁的美學,宿命的且衝撞的,是與階級銅牆冷血的反差。

朴贊郁讓兩個不同際遇的女子兩相對照,雖然一是貧民少女,另一位是殖民時代的閨秀,但都被人挾制,於是兩人成為利益結盟,又流洩出隱晦的情愫。在森嚴的古堡中,一被當成螻蟻,另一個被當成玩偶,做出了以父權遊戲反操作男性的回擊,就如《天能》的經典台詞:「在男性社會裡以男性為魁儡是最方便的事。」遊戲規則既已寫定,那就只好反著玩。韓國女性的無奈以高跟鞋猛踩著男性命根的方式呈現。

而另一部受肯定的《道熙呀》,女生在恐懼之下更是千面人。一個因為是同志就被「流放」到鄉下派出所的女警,碰到了一個小女孩道熙。

一開始女警官發現道熙被家暴,在那裡定居後,發現當地日日如同旱地般曝曬,人心的溫情都被貧窮蒸發了。那裡極少年輕人,沒有人力下,地方派出所默許了非法移工,脫離法律地苟延殘喘著。一個絕對的「境外之地」。而女孩道熙,既有著受害者面貌,同時有著清純的舞者之姿,讓你乍看覺得她翠綠地不該在那旱地裡生長,但她的真面目其實是個生存者,像昆蟲一樣會隨處境改變形象。有時是羅莉塔,有時則是魔女嘉莉。

如果日片與日本社會系小說,長年傳達的是女生在被限制的社會裡,尋找自我的迷失,那韓片的女生則是在堅固如鋼鐵的父權之中,硬要盛開出一朵鮮艷的花。

我常在想,那我們台灣影視中的女生呢?乖巧依然、母親叨唸依然,也同樣沒有真實存在感,亞洲女性何時才有一個真實血肉的角色?而非如今又出現的徒具形式且為男性權力服務的「花木蘭」?有時我們看似很進步,但進步豢養的是那顆退步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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