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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海洋為何仍是最殘酷的人性舞台?此刻,也許是我們重新觀看這些史詩級電影的時機

從《海神號》、《鐵達尼號》到《少年的漂浪旅程》,電影為何總選擇以「海洋」作為舞台?為何無邊無際的水域,總是能映照出人性最黑暗的一面?

text/ 翁煌德(無影無蹤) photo/ getty、IMDb劇照

2026海洋為何仍是最殘酷的人性舞台?此刻,也許是我們重新觀看這些史詩級電影的時機

當荷姆茲海峽危機持續衝擊全球航運、加薩人道救援船的動向牽動各界關注時,海洋再次成為世界目光聚焦之處。海洋既是連結國家與城市的交通路徑,也是全球貿易不可或缺的命脈。然而在更多時候,它也是戰爭、移民、人道危機發生的現場。平靜的海面之下,始終潛藏著人類文明最深刻的焦慮。

1816年,法國海軍軍艦梅杜莎號在西非外海觸礁沉沒,超過百名乘客被迫擠上一座臨時搭建的木筏,在海上漂流十餘日。飢餓、脫水與暴力接連發生,最終只有15人倖存。這起震驚法國社會的事件,後來成為畫家傑利柯創作《梅杜莎之筏 The Raft of the Medusa》(1819)的靈感來源。你會在畫中看到倖存者奮力朝遠方幾乎看不見的船隻揮舞布條,既是一場求救,也是人類對希望最後的掙扎。

《梅杜莎之筏》之所以能夠穿越兩個世紀持續引發共鳴,或許正是因為它描繪的不只是船難本身,更是普遍的人類處境。當人們離開陸地,脫離法律、制度與社會秩序的保護,原本習以為常的一切都可能瞬間失去作用。在遼闊而不可預測的海洋面前,渺小的人類更容易顯露出最真實的一面。此命題後來不斷出現在電影之中,使海洋成為大銀幕上最重要的場景之一。

開啟災難片浪潮的《海神號 The Poseidon Adventure》(1972)便是一個經典例子。電影講述豪華郵輪在跨年夜遭遇巨浪翻覆,倖存者必須穿越傾倒的船體尋找生路。二十多年後,《鐵達尼號 Titanic》(1997)再次證明了海洋災難敘事的魅力。除卻愛情戲,真正令人難忘的,其實是當沉船無可避免地發生時,不同艙等的階級差異被赤裸裸地攤開,人類引以為傲的文明秩序開始崩解。當海水灌入船艙,財富與身分不再能保證安全,每個人終究都必須面對同樣的命運。

若說過去的海洋電影著重於災難與生存,那麼近年的作品則更反映全球化時代的新課題。義大利名導馬提歐.賈洛尼(Matteo Garrone)執導的《少年的漂浪旅程 Io Capitano》(2023),講述兩名塞內加爾少年為了前往歐洲而踏上危險旅程,最終必須以船長之姿駕駛穿越地中海。電影讓觀眾看見,那些經常出現在新聞畫面中的難民船,背後其實是一個個具體的人生故事。

從《海神號》、《鐵達尼號》到《少年的漂浪旅程》的脈絡看下來,可見海洋始終扮演著特殊的角色。它既是邊界,也是考驗;既象徵自由,也意味著危險。電影創作者之所以持續被海洋吸引,或許正因為這裡是最能檢驗人性的地方。陸地上的規則可以被建立,文明可以被維持,但身處大海,人們最終必須面對的仍是自身的恐懼、慾望與信念。

回頭再看傑利柯的《梅杜莎之筏》,畫面中的那些倖存者其實從未真正離開過我們。當世界局勢持續變動,當難民船、人道救援船與貨輪不斷成為新聞焦點,人類仍然反覆面對相似的課題:如何穿越未知、如何尋找彼岸,以及如何在動盪之中維持希望。也因此,電影中的海洋從來不只是風景,它映照的始終是人類自己,以及文明在面對危機時最真實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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